作者简介
李景贤曾任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在苏联、俄罗斯联邦工作长达36年。
本文内容
大人物们的随和与风趣
7时差一两分,苏方礼宾官把我们带进了弗拉基米尔厅。这是大克里姆林宫的主厅之一,与叶卡捷琳娜厅、多棱厅齐名,都是用来举行特别重要的国事活动的场所。戈尔巴乔夫与江总书记并排站在厅的中央,与中方来宾一一握手。戈与每个人都讲几句话,由苏方主翻百订林当翻译。
戈尔巴乔夫微笑着对我说:“在克里姆林宫能见到你,感到非常高兴!祝你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期间过得愉快,诸事顺遂。”我用俄语回谢后,戈尔巴乔夫问我俄语是在哪里学的,为什么没有来苏联留学。我极其简要地回答了两句话之后,他说了一句所有学外语的人都爱听的恭维话。
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同我方赴宴的人员见面后,礼宾官即把我们带到举行国宴的地方——多棱厅。此前,苏方所有宾客已在宴会厅里就座。
大克里姆林宫多棱厅(图源:环球时报)
多棱厅原来是俄国皇帝接见外国使臣的地方。这个厅富丽堂皇,以其四壁各种不同棱角而得名。此厅不算大,宾客如坐得松快一点,可容纳一百人左右;如坐得紧凑一些,最多可装一百五六十人。苏方为来访的外国元首一般只举行双边国宴。宴会几乎都在这个大厅举行。
7点过五六分,我在第二桌旁的一个位子坐了下来。同桌的五位苏联人一一站起来作自我介绍。这都是些大人物,不是副总理就是部长。
坐在对面的一位副总理先与我聊了起来。当得知我在莫斯科工作过将近12年之后,他立即向大家宣布:“与我们坐在一起的这位中国朋友,原来是位‘老莫斯科’。”
我很快就了解到,同桌的五位苏联高官都没有去过中国。他们说,这一二十年中苏间几乎没有什么来往,尽管中国离得很近,自己却一次也没有去过,太遗憾了。有人还开玩笑说“我都怀疑自己这辈子过得是否值”,有人甚至自嘲这是一种“耻辱”。这些大人物的随和与风趣,很快就化解了我一坐下来时的不自在与不自信。
席间,同桌的苏联副总理、部长们轮流与我聊天,生怕冷落了我这个外国人。他们问了十几个挺有意思的问题,比如:邓小平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否依然起决定性作用;中国总书记那个“国家军委主席”是否就是三军总司令;中国准备不准备实行总统制;中苏两国改革的异同;中国目前实行的“一家一孩儿”的做法是否能行得通,等等。
不够水准的俄式大餐
我们在宴会厅就坐后不久,一个个穿着黑西服、打着蝴蝶结的彪形大汉托着大盘子走进宴会厅。苏官方正式宴请时都实行自选分餐制。因为我坐在餐桌的上首,所以服务员让我先选。
在相当巨大的银盘上,我看到码得很整齐的两三种生鱼片,三四种香肠、火腿。红、黑鱼子酱也有,但都摆放在比我国五分钱硬币大一点点的圆形面包托上。我数了一下,总共12块,红、黑各占一半,每人可分得各一块。我挑了生鱼片、香肠、火腿各一片,放着红、黑鱼子酱的面包托各一小块。
最后“分”到红、黑鱼子酱的那位苏联部长满脸不高兴,闷闷不乐地说:“今年里海出黑鱼子的鲟鱼是减产,但这是多棱厅的国宴,每人只上这么一丁点儿黑鱼子酱,也不至于这么寒酸吧!”
等着上汤(吃西餐时,汤先于热菜上,俄罗斯人称汤为“第一道”)时,坐在我身旁的一位部长拿起菜单看了看,说:“今天还真不错,有两种汤,二选一。”
第一种汤,中文菜单上写着“伞状菌酱状汤”。这种译法太有“创意”啦!不就是奶油蘑菇浓汤吗!我想,这肯定是苏方译员查俄国人编的俄汉辞典的结果。后来我女儿看到菜单上写的“伞状菌酱状汤”,笑得前仰后合地说:“人家苏联的翻译真能‘整’!‘伞状菌’,还有‘酱状汤’,真够绝的!”
第二种汤叫“哈尔措”,中文菜单上就是这样写的,是个音译。坐在对面的副总理考我:“年轻人,‘哈尔措’以前喝过吗?这是个什么汤?”
我说:“这是一种格鲁吉亚特色汤,在列宁山上的国宾馆喝过的,主料是上等的嫩羊排,配上米饭、土豆、胡萝卜、洋葱,喝起来很香的!听国宾馆的营养师说过,‘哈尔措’成功与否,一大半取决于喝时汤的温度,要很热而不烫嘴。”
没成想,我的这番“关公门前耍大刀”,竟然得到了同桌的五位大人物的一致称赞,他们在点汤时与我一样,都选了这个“哈尔措”。
“哈尔措”端上来后,副总理喝了一口就说:“今天的‘哈尔措’从‘内容’到‘形式’,再到味道,都还不错,只是不够烫,不符合中国朋友刚才所说的那位营养师的要求。”
后来,还上了两道热菜——煎牛排和煎鲟鱼块。这两种菜都并非俄罗斯特色菜,而且就国宴而论,两种菜做得都不够克里姆林宫应有的水准。
热菜上完后,蛋糕、水果、冰淇淋、咖啡、红茶等按规矩逐样上,但我总感觉比较一般,与莫斯科市内中上等饭店中的这类食品、饮品没有太大差别。
值得一提的是大克里姆林宫国宴上所用的餐具。这些餐具总体上虽然没有我见到过的英国餐具、伊朗餐具那么讲究,但所有上餐桌的餐具,包括各种尺寸的盘、碗、碟、罐都是一色配套的,上面都刻着苏联国徽,连装食盐、胡椒面、酸奶油、黄油、方糖、柠檬、牛奶、糖果、牙签的小罐子、小碟子,以及刀、叉、勺也不例外,一一都印着国徽。
回国后,有些朋友问我,戈尔巴乔夫的国宴怎么样。他们满以为我会啧啧称赞的,可我却说:“这次国宴,在吃的方面,显得很一般。”
印象深刻的克里姆林宫晚宴
我想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另一次国宴。1985年盛夏,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在克里姆林宫为访苏的姚依林副总理举行盛大宴会。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阿尔希波夫(图源:《国际友人在北京》视频截图)
阿尔希波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斯大林亲自指定的援华顾问团的总顾问,从1950年到1958年在中国工作多年,对中国一向怀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姚依林同志曾与他共事多年。他们两人虽然半年前在北京见过面,但此次故友暂别又重逢,相见甚欢,情景十分感人。
欢迎宴会在大克里姆林宫的主厅之一弗拉基米尔大厅举行。我当时在驻苏联使馆任政务参赞,参加了陪团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出席克里姆林宫的宴会。宴会厅内摆着一条特长的餐桌,每边可坐下二三十人,显得相当气派。在雪白的桌布上,点缀着朵朵小“野”花,白的、红的、紫的、粉的,优雅之极。
宴会上的食品丰富多样,而且做得极为地道、考究:晶莹剔透的上等波兰火腿、肥瘦肉糜分布得极其均匀的匈牙利萨拉米肠、五六种各式生鱼片、八九种俄式干奶酪、味道极鲜的腌制小白蘑,经过五六个小时“文火”煨出来的罐焖牛肉……
金贵的黑鱼子酱一罐罐摆放在餐桌上,任人尽情享用。酷爱此物的苏联人见状乐得眉开眼笑,个个美得合不拢嘴。
这次宴请之所以如此丰盛,我想原因可能有三:
阿尔希波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有“老”朋自远方来,因“乐”极而“厚待”之,乃在情理之中。
从60年代初起,中国领导人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正式访问过苏联了,入主克里姆林宫只有三个多月的戈尔巴乔夫希望把绷得过久、过紧的中苏关系逐渐缓和下来,对中共中央一位常委此次访苏,自然看得比较重。
1985年苏联的供应状况还比较好。
1986年初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塔雷津在克里姆林宫设晚宴招待路过莫斯科的宋平副总理。李则望大使和我应邀作陪。宴会大厅之辉煌,食品之丰富、精美,餐桌布置之考究,所用餐具之豪华,服务之细致、周到,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最”。
图文转自:外交官说事儿公众号